对抗数字威权主义
来自China Digital Space
什么是数字威权主义?
数字威权主义
作为技术驱动的专制治理模式,数字威权主义(Digital Authoritarianism)特指专制政府利用信息技术压制和控制公民权利,通过监视、审查、操纵和提供服务来塑造公民行为,以维护和扩大其政治控制。它的权力基础是一种不受独立机构有效制约的、单向不对称的算法读取权力:国家对社会持有原则上不设上限的读取权限,同时使自身保持不可读——算法黑箱、指令保密、数据垄断。社会对权力日益透明,权力对社会日益晦暗。
数字威权主义的极端形式是数字极权主义。二者的区别不在监控覆盖或控制效率——那是连续的量变——而在治理对象的层级。数字威权主义主要以可观察的表达和行为为治理对象:识别、拦截、惩罚表达与行动,并引导内容的流量,这条被放大,那条被沉底。数字极权主义则进一步把主体本身、以及主体之间形成共同知识和集体行动的条件变成治理对象:对每个个体持续建模、分类和预测,在表达和行动形成之前干预其可能空间;迫使公民持续产生可观测的忠诚信号,使沉默失去中性地位;并重构传播的拓扑——谁能看见谁、群的规模、转发的链路。前者操纵水流,后者改造河道。治理由此不断向生成机制的上游移动:从处置已经出现的言论和行动,转向控制言论和行动得以产生的条件。
毛时代的档案、成分、单位与群众监督,可以视为前数字时代的主体分类、持续记录和风险识别机制。人工智能因此不是极权主义的发明者,而是对其技术与组织约束的解除——过去依赖单位、基层组织和积极分子完成的感知、记录和识别功能,如今转移给传感器、平台和模型。由此可能出现的,不是依赖群众动员和公开恐怖的经典极权形态,而是一种去动员化、低可见度的"安静的极权"。
中国是数字威权主义的主要实践者,也是最系统地显示出向数字极权主义演化的国家。以下机制按治理对象的层级排列。
一、治理表达:宣传与审查
这一层的对象是已经出现或正在出现的言论。中共出于维持统治秩序和塑造统治合法性的需要,在互联网上封禁话题和特定信息,同时通过塑造公共话语动员支持、压制抗议。其机制包括:
- 制定法律和行政条例,确立党对信息技术工具的支配; - 中央网信办督导下,各社交平台以技术和人力手段删帖、封号; - 国家防火墙持续升级对境外信息和翻墙服务的封锁; - 公安、司法等暴力机构监控、抓捕和恐吓网上发言、传播信息的民众; - 官方媒体、大学与公关公司联手开展"舆情研究",为各级政府提供舆论控制的情报与服务; - 共青团和各级政府组织"五毛"、"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"进行计算宣传——以算法、自动化和人工管理散布误导信息; - 人工智能被直接用于内容审查:2023年6月,周鸿祎在360智脑发布会上展示了基于大模型的敏感内容"多级过滤和审核体系"。
二、治理主体:读取基础设施与个体建模
这一层的建设方向已越过表达,指向人本身。它分两步:先建立不设上限的读取基础设施,再在其上对个体建模。
读取基础设施。强制性身份证系统追踪指纹、面容、族裔和年龄,与警方合作的公司用身份证照片训练人脸识别系统;公民从社交媒体到购买习惯的在线活动没有隐私保障,被国家和科技公司大规模检索、收集和处理;铁路、航空和电信实名制使个人行踪可被精确追踪;2020年中国安装了近三亿台监控摄像机,成为全球最大的安防监控市场。关键的一步是数据整合:政府推动建立统一数据标准,以API接口推广数据交换的"普通话",打破部门与机构间的"数据信息孤岛",建成基于人、地、事、物、组织的知识图谱——数据孤岛是数字威权的自然状态,打通孤岛是数字极权的必要条件。
个体建模与预防性干预。在读取基础设施之上,若干机制已经在按主体治理运作:
- 基层网格化管理正"由被动处置型向主动发现型转变"——这句官方表述本身就是治理向上游移动的自供; - 社会信用体系对公民行为评级并公开分数,将其与住房、信贷、出行等公共服务挂钩:这是制度化的忠诚信号生产; - "智能安防"将人脸识别与摄像机网络结合,依据既往记录预测谁更可能犯罪并加强监控:干预在行为发生之前; - 社情民意大数据平台与"城市大脑"汇集教育、医疗、交通、公安等领域数据,形成统一指挥调度中心。
新冠疫情提供了一次全面的主体治理实践。健康码以二维码为核心,将全体有出行需求的人快捷接入一个庞大的数字治理网络;它由本人自主申请、无需与任何政府机构打交道,却实际成为一种游离于公共权力问责半径之外、又具有公共约束力的管制手段。基于运营商数据的人口流动分析和"大数据画像",则为逐个个体的行动许可提供了模板。
三、新疆:数字极权主义的实验场
新疆展示了主体治理的完成形态。政府指派一百万雇员定期到突厥裔穆斯林家中"作客"留宿,举报宗教或"反常"思想的迹象;增设数千个派出所与检查哨;采集语音样本、虹膜和DNA存入可检索数据库;检查站的"数据门"在路人不知不觉中汲取其电子设备中的身份信息。
核心是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(IJOP)。人权观察对其手机APP的逆向工程显示,该平台为每个人维持一份与身份证号关联的档案,内容从血型、身高到"宗教特质"和政治面貌;它标记的"异常"包括:换新电话号码、给清真寺捐钱、不常与邻居来往、不走前门进出、手机突然离线、与更换号码者或境外人士有关系。平台据此推送处置指令——有前居民将友人身份证号输入APP,跳出的信号是"立即逮捕"。被标记者或成为调查目标,或被拘留"再教育"。干预不针对任何已发生的言行,而针对模型判定的风险:这正是在表达和行动形成之前干预其可能空间。
这套模式并未止步于新疆。名为"警务云"的大数据警务平台已在全国使用,收集并整合从超市会员资料到就医纪录的个人数据。新疆模式向内地扩散的速度与范围,是判断中国在威权—极权坐标轴上位置的最直接指标。
四、对外输出
中国通过"数字丝绸之路"和"一带一路"倡议输出监控与审查技术,扶持数十家科技独角兽,在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等机构施加影响,谋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的规则主导权。输出的不只是设备,而是数字威权主义的治理模式本身——它挑战开放、安全、可互通的网络空间,也挑战民主治理的核心原则。
中国数字时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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